再过三年多，于1941年12月8日，日军将正式对马来西亚发动侵略，史称马来亚战役。战争持续了一年多，以日军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从此以后数年，马来西亚就处于被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乐老板！早啊！”一名拎着公文包，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走进店里，对坐在柜台处的乐景热情的打着招呼。
“李先生，您这是上班？”
李政，《大公报》驻马来西亚记者，自前几日，从乐景这里买了一本《悟空传》后，两人慢慢熟络了起来。
谁知李政却说道：“我要回国了，我是来跟您告别的。”
乐景疑惑问道：“为什么走的如此突然？我记得您之前说过，您才刚来马来西亚两个月。”
李政沉默了一下，再次开口时眼睛里已经有了泪光：“半个多月前，一位叫做司迪尔的美国人在美国的《芝加哥每日新闻》上刊登了题为《日军杀人盈万》的新闻，首先向世界揭露了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残暴罪行。”
“司迪尔先生在新闻里写道……”他闭了闭眼睛，脸颊多了两行清泪，“‘地狱般的四天’是对南京城‘围城’与‘陷落’的最合适的形容与写照……南京下关江边，沿着城墙，有一群约300个中国人正在被集体枪决，而江边早已‘积尸过膝’。这种疯狂的场面，在南京陷落后的这几天，已成为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象。””
乐景也沉默了。
南京，注定是中华民族永远忘不了，也绕不开的一道伤疤。
这是一个民族最屈辱的时刻。也是这个名为中华的国家最屈辱的时刻。
军队节节败退，国都覆灭，人民如羔羊，任敌人取乐砍杀。
五千年的风华，五千年的傲骨，就这样被人轻易折断。日后，哪怕他们花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重新站起，可是那份屈辱，那份伤痛，将永远烙印在民族的记忆里，民族的历史里。让后世子孙，满含热泪，不忍卒读。
日后人们提及南京，不会说江南风华，秦淮烟云，他们只会想起那场惨无人道却不能遗忘的大屠杀。
李政响亮地哽了一下，嗓音颤抖，几乎说不出话来：“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屠杀中国人，而这件事却被一个美国人记录了下来，刊登在了美国的报纸上。如果没有司迪尔先生，我们甚至都不会知道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捂着脸，终于哭出了声：“我感到很羞愧，我是记者，我是中国的记者！我却不能让这个国家的人民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他抬起头，双目赤红，哽咽着说道：“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我要把日本的一切罪证都用我的镜头记录下来，我要告诉人们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怎么样的战争，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我们中国人不是孬种！不是东亚病夫！”
乐景凝视着李政，他是他的前辈。看着他，他仿佛看到了方大曾①，曹聚仁②，孟秋江③，胡济邦④……他们不顾自己的生命，为了心中的那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奔赴战场，用手里的镜头给予后世子孙一份真实的历史。
他在后世从没有听说过一位叫做李政的记者。或许是两个时空的差异性，或许是他被埋入历史的云海，或许是他后来背弃了理想，更或许是……他默默无闻死在了新世界黎明之前。
但无论他最后迎来的是怎么样的结局，乐景都由衷的敬佩他这一刻的勇气。
什么是记者？
记者是时代的守夜人，是吹响时代的号角的人。
可是在乐景生活的21世纪，他已经很难找到像李政一样具有如此新闻理想的记者了。
身为一名前记者，乐景太清楚这个行业的现状了。
工作累，工资低，福利低，风险高，年轻人抱着新闻理想进来，然后等到被社会的阴暗磨平心中的棱角和热血，他们就要么转去了新媒体等来钱快的行业，要么就成了难得糊涂的社会老油子。
所以，前几年当一名记者去采访一名高考状元时，面对状元想要填报新闻志愿的想法时，该记者才会极力劝阻。
因为，时代变了。
在新媒体这个吸金的庞然大物的冲击下，在记者廉价的工资和福利之下，2017年，中国的在册调查记者只有175人，传统媒体调查记者只有不到130人。而在2011年，这个数字是306人。
175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他们与之战斗的，是这个光明国家身下的庞大阴影。
报道了三聚氰胺的简光洲2012年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写出高考满分作文《赤兔马之死》，报道了地沟油的蒋昕捷去了天猫，任了销售总监。
还有许许多多的记者，相继离开了他们所热爱的记者行业。
可是能谴责他们为了面包而背弃了理想吗？有多少理想能经得起现实的碾压？
值得欣慰的是，不论何时，中国都不缺埋头苦干的人，不缺拼命硬干的人，不缺为民请命的人，也不缺舍身求法的人。正是有了他们，中国才能挺起五千年的脊梁！⑤
所以乐景问道：“若一去不回？”
李政笑了，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便一去不回！”
两人相视一眼，同时大笑起来。
“在你走前。我有一件事想要拜托你。”乐景正容道。
“请说。”
“这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射雕英雄传》。”乐景从书架里抽出几本书，把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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