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要到县第一中学招飞，我大哥兴冲冲地报了名。我爷爷是给地主扛长活出身，雇农，后来给解放军抬过担架，参加过孟良崮战役，张灵甫的尸体就是他们从山上抬到山下的。我姥姥家也是贫农，还有我大爷爷是革命烈士，我们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是超标准的好。我大哥是他们中学的运动健将，掷铁饼的。有一天他回家吃了一只肥羊尾巴，回校后有劲无处使，捞起一个铁饼，用力一撇，那铁饼呼啸着越过学校的围墙，飞到庄稼地里。正好有农民赶着牛在那耘地，铁饼不偏不倚恰好落在牛角上，把根牛角齐齐地斩断。——也就是说，我大哥出身好，学习好，身体好，又有个准姑夫是飞行员，因此，大家都认为，即便空军从我们县只选一个飞行员，那也是我大哥无疑。但后来我大哥却落了选，原因是我大哥腿上有一个幼时生疖子留下的疤。我们学校的炊事员老王说：身上有疤，那是绝对不行的。飞行员到了高空，身上的疤就会在高压下炸裂。别说是身上有疤了，即便是两个鼻孔不一般大也不行的。
总之，自从我姑姑与那个飞行员建立了恋爱关系后，我们便对与空军有关的事格外敏感。我现在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是很虚荣，很好炫，中张一百元的彩票就恨不得找个大喇叭对着全城广播。你想想，上小学时的我，有了一个当飞行员的准姑夫，会是个什么德行。
我们那儿往南五十里是胶州机场，往西六十里是高密机场。胶州机场的飞机又大又笨，黑乎乎的，听大人们说是轰炸机。高密机场的飞机是那种抿翅膀的、银灰色，能在高空拉烟、翻筋斗的。我大哥说那是”歼5”，是仿苏联‘米格17’的，是真正的战斗机，在朝鲜战场上把美国飞机打得屁滚尿流的就是这种飞机。我们那准姑夫自然是飞这种战斗机的。那时候战争气氛很浓，高密机场的飞机几乎每天都升空训练。它们一抿翅膀飞到了我们东北乡上空，在我们头上摆开了战场。一会儿来三架，一会儿来六架。一会儿一架咬着另一架的尾巴转圈。一会儿猛一头扎下来，机头快要触到我们村头那棵大杨树了又猛地拉起来，鹞子钻天般地窜上去。有一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我姑姑说，她有一次给一个高龄产妇接生，那产妇紧张痉挛，正要准备动刀子时，忽听到外边一声爆响，那产妇大吃一惊，分散了注意力，痉挛消逝，一使劲，就把孩子生下来了——把家家户户的窗户纸都震破了。我们惊呆了，愣了片刻后，老师带着我们跑出教室，仰头观看。我们看到湛蓝的天空中，有一架飞机，尾巴上拖着一个圆筒状的东西在前头飞，后边跟着几架飞机追。围绕着那个圆筒状的东西，先是炸开了一团团白烟，然后就有隆隆的炮声传到我们耳朵。但打炮的声音，远远没有适才那一声巨响猛烈，那一声巨响，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第二大的响儿，连能把大柳树劈成两半的落地雷都没那么响。就好像那些飞行员故意不把那个拖靶打掉似的，那一簇簇炮弹炸裂后的白烟，只是绕着那靶子，一直到那拖靶从我们视野里消失，也没击中。陈鼻摸摸给他带来了“小老毛子”外号的鼻子，鄙夷地说：中国飞行员的技术太差了。如果换上苏联的飞行员，一炮就把那靶子揍下来了！——我知道陈鼻这样说是出于对我的嫉妒，他生在我们村长在我们村，连条苏联狗都没见着，如何知道苏联飞行员比中国飞行员技术好呢？
当时，我们这些偏僻乡野的孩子，尚不知道中苏关系正在恶化。陈鼻拿苏联飞行员来贬我军飞行员，虽然让人们尤其是让我感到很不愉快，但谁也没往别处想。数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正读小学五年级，我们的同学肖下唇，把这件往事揭露出来，不但让陈鼻吃了苦头，更让陈鼻的爹娘，饱受了皮肉之苦后又赔上了性命。从他家搜出的一本苏联小说《真正的人》，是描写一个失去双脚后又重上蓝天的空军英雄的。按说这是一本货真价实的革命励志小说，竟也成了陈鼻的母亲艾莲是苏修飞行员的姘头、而陈鼻则是艾莲与苏修飞行员留下的杂种的罪证。
高密机场的”歼5”战斗机白天操练，胶州机场的飞机也不甘寂寞——它们夜间出航。几乎是每晚九点左右——也就是县里的有线广播即将结束的时候——机场的探照灯便突然打开了。粗大的光柱照射到我们村庄上空时尽管已经漶散，但还是让我们无比的震惊。我总是不合时宜地说一些蠢话：要是我有这样一支手电筒就好了！——愚蠢！我二哥听到我这样说就会骂我，同时用屈起的手指在我头顶爆凿一下。当然是因为我们那个准姑夫的缘故，我二哥也成了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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