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母亲在不停的给黄健民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去，哥哥欠了高利贷这些人讨上门来了，说要打断哥哥的手脚，要黄健民回去处理，黄健民很无奈，这种事情自己如何能够处理，但是必须面对，他不能让母亲去面对。工资刚发下来有五千块，再加上身上还有一千多块钱，星期五一下班坐上晚上七点的火车直奔千里之外的家乡。家乡的山山水水在窗外历历而过，尤如已飞逝的岁月。每次回家都是一种无比沉重的心情。家，就如一个无底洞，无论往里倒多少都填不满，但是又必须填。父亲去逝前，他印象中每月多少都会寄点钱回家的，可是现在这笔钱不见了！父亲去逝后，家里有要供养的八十多岁的老外婆、体弱多病的母亲、破产离婚外加高利袋的哥哥、正在上学的侄子、老家的人情事故。所有这些黄健民是总包方，每个月往家里寄二三千块妈妈总是喊没钱，妈妈一喊就心疼，就担心老人家没钱花受委屈，就是借钱想办法寄。直到后来他才无语的知道有些钱是帮哥哥还了高利的利息，但他一直都无悔，为人子者让为母分忧，哪怕就算不成家都没什么。只是每个月都领一大把钱，月底就象口袋有漏一样，让他感到命运的无奈和无助。
回到家中，一家人都在。黄建民拿了三千五佰块给母亲，另外给了外婆五百元给外婆。那些食品分给老人和小孩，小侄子是最高兴的，在大城市里有个关心他的小叔叔让他很自豪。吃过中饭，黄健民和母亲、哥哥躲在房间里商量着哥哥的事。现在他还欠人家十多万块钱，逼债的三天两头都跑到家里来，甚至还动了手。考虑到哥哥的安全黄健民建议他去杭州发展，哥哥开始不同意，他觉得自己没钱又什么都不会，跑到大城市去更惨。黄健民是真和怒了，你不走天天逼债的跑上门，你让家里的老人和小孩跟着你不得安宁，你去杭州我在那里总有饭吃。黄健民是愤怒了，哥哥欠了一屁股的债居然还敢找女朋友要结婚，真是无语。这让小侄子心里如何承受。这些烦心事，让黄健民感到自己是一头的疱。
在黄健民的威逼之下哥哥终于同意带着女朋友前往杭州打工。扔下了家里老得老小的小。去面对他那一摊债务。黄健民和母亲说了一整夜的话，两人观点不一样时也会争吵。主要是因为母亲总是无限地给他加压。他觉得自己很无奈很无助。自己都三十岁了，也想成个家，可是现在一分钱都存不到。
第二天天刚亮外婆就堵在了房门口中，诉说着母亲如何苛刻待她，这娘俩是前世有仇，几乎是天天炒架，世上亲生母女这样的还真是少见。黄健民只有宽慰她，最好的岔开办法就是拿自己的女朋友说事，老人最要面子就怕别人说她的外孙是老光棍。可是黄健民没有女朋友，只能瞎编一直到老人开心为止。陪了老外婆半天，下午带着侄儿去买了些过年的新衣，黄健民赶回家吃好饭，又要忽忽赶回杭州。出门的那一刻老的老小的小都殷切地望着他，他是全家的希望，他是全家的骄傲。只有这一刻他才感觉到自己在他们的心中是多么的重要，转身的那一刻黄健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哗哗地流淌了下来。他必须活着必须好好地活着，无论前方多么的艰难，如果黄健民倒下了，这个家就倒下了，所以他必须活着哪怕象狗一样地活着。黄健民一个人的屈辱可以换来一家人生活的尊严。
火车在夜的山间穿行，枯燥的铁轨磨擦声碾碎一切的恐惧，它坚定地走向光明。当火车停在杭州东的时候黄健民忽忽坐上的士赶回宿舍。洗了一个澡，尽管满身的疲惫，也显得荣光焕发。
坐在办公桌前，溜览了一下电子脑件，香港针织营业部通知把库存的属于香港总部的陈年毛纱赶紧卖掉，那边的市场调研认为明年的毛纱将会大跌价。黄健民一时手头没有销库存的供应商，于是就找到建业厂针织部的董总帮忙提供一份平常购买商人的名单。董总一看是个油水活，忙热情地说我可以帮你联系，价格多少呢？黄健民想了一下说可不可以招标，价高者得之。董总略为思考了一下同意这个办法。“这样，我建议由我们行政部联络这些供应商送标书，到时我叫上采购部经理，业务部经理和你一起，我们共五个人在会议室一起开标，行吗？”
一句话轻飘飘地就将黄健民的主导权给拿走了，谁叫你黄健民自己找人家的，黄健民心里那个恨呀！人家那个理由说的那么官冕堂皇，如果拒绝那就变成了自己玩人家，以后见面就如同仇人了。如果同意自己就有可能被人家玩了。心里很是无奈，黄健民想了一下既然不好拒绝那就干脆好人做到底，装傻子送人情。“那就非常感谢董总支持我的工作了。”
从董总办公室走出来后黄建民心里非常地不踏实，拿起电话向潘牧洲汇报了整个事情的经过。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建民，这个事情我是这么认为的，针织毛纱通过针织部去处理是非常合适的，招标这个方法很好以后类似库存均应如此处理，他们现在这荣华集团的员工我们应该充分地信任他们，你在招标会上多听多看少说，可以把各种情况向我汇报，我们一起讨论。这种方式也是对你的一种保护，以后你会明白的。”说完潘牧洲放下了电话。
黄健民想了一下，一般这种存货处理都会有各种猫腻，通过招标处理即使有问题也赖不到自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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