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后，日本正式成为帝国*主义俱乐部的一员，日本也正式步上了举国癫狂的军国主义道路。在日俄会战中，日本军国导向的宣传塑造了四位军神：日本海海战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日俄旅顺会战的日本第三军司令官乃木希典大将；另有两位在封锁旅顺港战役中阵亡的两位中级军官：广濑武夫海军少佐与橘周太陆军少佐。通过一系列拔高放大的典型军神形象的树立，使日本年轻一代以献身军国，忠于天皇为无上光荣和最好的出世之路。日本从明治、大正、直至昭和初期，形成了一股社会现象，男儿长大从军或入军官学校，女的则做医护或报务员。一言以蔽之：参军光荣。
而吴宸轩这厮的刻意引导下，日军的战术方面仅仅是加强了大队中队的火力配置，被证明性价比很高的01式步兵炮和掷弹筒成了皇军的制胜法宝。俄军的机枪因为被武翼新军的掷弹筒压制的死死的，日军误以为机枪没有多少战术价值，仅仅是加强了防御方的火力密度，所以对于机枪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其他列强。日军在拼刺方面完胜俄国，从而成为列强中白刃战的王者，这让刚刚跻身列强的日本大为兴奋，白刃战制胜，“饱满的攻击精神，精湛的白刃战技术能战胜敌人强大的武器”之类的论调，在日俄战争中载誉而归的老派将领的鼓励下被日军奉为圭秉。这也是吴宸轩自认为此次参战的最大收获，斩断了俄国人伸向东北的触角，误导了日本军队的发展方向，这两个华夏死敌鹤蚌相争，让吴宸轩美美的做了一次渔翁。
吴宸轩整理了一下这半年来的东北经历，发现了一个与史书中相去甚远的日俄战争。首先日本在征得清政府的同意之后，出兵到东北，发动了“日俄战争”。而且除了来打怪兽刷经验赚外快的武翼新军，还有部分清军也派兵支援日军，共同抗击俄军。
其次，经过一年的战斗，在战死伤残了十万名日本兵之后，日本打胜了俄国。日本军队将俄**队从中国东北驱赶出去之后，根据协议，日本将它实际占领的99%的东北土地，归还了大清国。
这些历史事实，与许多后世青年在教科书上获得的认知相悖，但是，它却是史实，铁的事实。那么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日本人当然不是什么好鸟，如果世界上只有日俄中三国，1905年的东北妥妥的已经变成日本殖民地了，和已经当了十年殖民地的台湾和朝*鲜别无二致。但是十一国联合管理的非军事区让日本从张狂中清醒过来，不光欠着英国老大一屁股债，还面对法、德、美、意等头等列强的压力，外表光鲜的日本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再不和谈挣点实惠，恐怕赢了战争的日本也会输掉国运，伊藤博文等日本政坛大佬适时的收敛锋芒，按照列国给的台阶下了坡，乖乖的继续当英国老大的小弟兼看门犬，才获得了和看门的红头阿三一般的地位。
俄军败退之后，1905年，日本约了清政府，在北京城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清、日两国签订了一份《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在这个附约里面，清政府割让给了日本以下几项主要的主权，以作为日本从东北撤军的条件，在日本方面，则视为此次出兵抗俄的政治报酬：1、割让旅顺、大连两处租借地;2、割让南满铁路的经营权以及沿线的林产、矿产;3、允许日本在南满铁路两侧驻军。
依据这个条约，日本开始派员接管南满铁路、移民旅顺、大连，并且派了一支部队、进驻南满铁路两侧，这些民间人员，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满铁”，而这支部队，就叫做“关东*军”，驻扎的依据是《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理由当然是“保护日侨和日本在关东地区特殊利益”。
也就是说为啥日本关东*军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可以从沈阳近郊出兵打开北大营，因为他们已经在中国东北，驻扎了二十六年！而且在这二十六年当中，关东*军无论与张家父子，还是与东北的中国居民，双方当然会有冲突和矛盾，但是基本上保持了相安无事。这个事实，恐怕也与我们从历史书中获得的认知南辕北辙，不过可惜的是，它又是事实。
虽然日本这次赚的盆满钵满，但是和俄国人结下了死仇，而且锋芒太露的他们也成为各国在东方利益的主要威胁，成为列强各国的潜在对手之一。而武翼新军也从幕后走向前台，三次大规模的轮战，三万多人的参战规模，几乎是半数的武翼新军野战部队和三分之二的重炮部队都在日俄战争中淬过了火。特别是后两次的武翼新军刻意走了山海关塘沽这条京畿生命线，整齐的军容、先进的装备、高昂的士气，还有一车又一车的战利品让大清的官吏们大开眼界，没有想到大清国的丘八们居然能有这样的阵容。百姓们除了躲在远处偷偷瞄两眼，大胆的凑上去帮忙推车铺路，赚取几个铜子或者一包面食，就是麻木的眼神和冷漠的态度。洋人们却通过这次大阅兵般的行军重新认识到中国大地上有一支绝不亚于北洋的新势力，而这支势力的一切似乎都是和那个叫肖恩的华裔青年商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一时间，执掌政务外交的熊秉三、张南江两人的寓所和衙门都门庭若市，一波又一波的洋大人纷至沓来。一向敏感的各国洋行也纷纷和苗海南、孟洛川谈生意，山东商会的海外交易量直线飙升。国内的商人也觉得山东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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