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宁市的丁思成和古鸿生是全市乃至全省的大收藏家。但在夏中华看来,古鸿生只能作为古玩生意人,他在国内外倒腾古玩,且常与盗墓者打交道。只有丁思成算得上名副其实的收藏家,这不仅因为他德高望重,知书达礼,藏品丰富,还与他的家史有着很大的关联。
丁思成今年已过七旬,其曾祖父是一族中,曾先后有三人为雍正和乾隆朝的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他的祖父当过北洋军阀首领段祺瑞(后当过民国大总统)的秘书。父亲则是民国晚期著名的银行家、收藏家、甲骨文专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其父主动捐献给国家三千多册古藉,其中多为善本,也有一些孤本;四百件珍贵碑贴拓本;一百余幅名人字画。也正因为他的义举,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他家得到了政府的特别照顾,留下了部分藏品。可在“”浩劫中,红卫兵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将他家的全部藏品抄没,共计四十余箱,丁思成的父亲也在批斗中悲愤去世。“”结束,按政策返还抄家文物,丁思成只收到二十八箱,其余的不知是在辗转中遗失还是被人侵吞了。丁思成从此继承了祖辈留下的劫后余生的古玩藏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他将原来居住的四合院改成三层楼房。藏品除了少量用于摆设,其余都贮存在地下室中,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他也从不向私人出售任何藏品。只有国家博物馆上门征集时(这里的国家博物馆不是特指,而是泛指由国家直接管理的博物馆),他才忍痛转让几件。他视藏品为家人,每出去一件,都恋恋不舍,唏嘘不已。其儿子丁士国经营房地产赚得盆满钵满,也继承了祖辈爱好收藏的衣钵,将闲钱用于购买藏品,遂使其藏品日臻丰富。丁思成父子不仅热衷于收藏,且致力于深入研究藏品的历史文化价值,有独到的见地。这种文人气质,与他俩的名字可能不无关系。“思成”出自于《诗经》的“汤孙奏假,绥我思成”,其中的“思”为语气助词,“成”即成就之意。“士国”则出自于《诗经》的“思皇多士,生此王国”。可见,父子两人的名字均颇有文化内涵。近年有名字学专家认为,取名既蕴含着父母对下一代的期待,于孩子本人也有心理暗示作用,这可能并非胡说八道。
夏中华与丁思成已相识十多年。今天,他先与丁思成进行了电话预约,下午三时前去拜访,丁思成欣然应允。因为夏中华知道,这老爷子每天必须午休半个时辰,午休期间,即使是天王老子他也不见。
夏中华把车开了丁思成家的楼房前,见离约定的时间还差十分钟,未敢擅自提前,在车内等到了准点时间,才按他家的门铃。
开门的是丁思成家的保姆潘阿姨,她一见夏中华,很客气地说:“夏老师,丁先生已在会客室等您。”
丁思成的会客室简洁而有特点,里面没有现代摩登沙发和电器设备,茶几、四方桌和与之相配的文椅或靠背圈椅,均是老红木制作的。特别醒目的是墙上悬挂的那幅张大千的“醉翁亭记图”。张大千深刻理解了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内含,将其华丽词藻融于笔端,蘸以胸中逸气,于纸面上纵横挥洒,意境油然而生:玉峰凌霄,悬松傍崖,草木华滋,恍若隔尘之仙境。此画丁思成尽管看了千百次,但今天再次揣摩时,仍然心旷神怡,遐想不止。别看他已过古稀之年,仍腰板挺直,精神矍铄,清瘦的脸上能与“老”字联系起来的只有那副老花镜和下颚上的一撮白花花的长须。他见夏中华进来,也不起身,只是颌首一笑,用手指了指茶几旁的另一张椅子,说:“小谢先生,多时不见,别来无恙,茶已沏在壶中,自己倒吧。”他对认为有学问的人,不管年纪大小,一律都称先生,区别只是前面加“小”字还是“老”字。即使对常所说的盗墓贼,他也称为“土夫子”。他虽认为这些人干的事伤天害理,从不与之为伍,但说其中也有人学问精深。
夏中华知道,丁思成的待客之道既讲究又不讲究。说不讲究,是因为他除了一杯清茶,别无他物,也从不谈言过其实的虚话。说讲究,主要体现在礼节上。就拿座次而言,如坐在茶几两旁,他一定让客人坐在西边,自己坐在东边,因为古时西为宾为尊,东为主为辅。如若人多坐在四方桌旁,那位置就更有学问了。夏中华依嘱坐下后恭恭敬敬地说道:“丁老先生,看您气色这么好,晚辈十分欣慰,今日前来讨教,又要枉费您的时间,请多见谅。”
丁思成连连摆手:“哪里哪里,小夏先生看得起老朽,那是老朽的荣幸。说到讨教,老朽实不敢当,你年纪不大,学问却不浅,有什么事说来听听,咱们彼此切蹉,或许互有裨益。”
夏中华从纸箱中拿出一尊二十七八公分高的大梁观音立像,放到丁思成面前的茶几那头,说:“请您帮我鉴定一下它的年代和瑕疵。”
丁思成戴上白手套,用高倍放大镜仔细察看了一番,说道:“此尊佛像虽无铭文,但依我之见,它是南朝大梁皇家之物,从造型、线条到工艺与我家中收藏的那尊如出一辙。南北朝并存一百六十年,粗略地说,北朝佛像略显粗犷,而南朝佛像相对清秀;北朝佛像的底坐大都是长方型,而南朝佛像的底坐大都为圆型。在南朝佛像中,大梁的工艺最为精湛。你这尊佛像,头和双臂都曾断裂过,能修复到几乎不露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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