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内。攘外与安内，虽是安内为先，但攘外必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隋文帝杨坚南平陈朝，北定突厥，使得中华大地恢复统一，民族获得了进一步的融合，这背后我们看到了杨坚为了重建东亚文明新秩序所做的努力。同时，这几次对外战争也让一批将星和外交家有了在历史舞台上活跃的机会，他们的光芒，直到今天仍然熠熠生辉，滋养着当代人的灵魂。）
盘踞于温润水乡的南陈一直是隋文帝杨坚的一块心头病。
杨坚心中有自己最为理想的政治蓝图，他渴望隋的疆域可以不再限于干燥冰冷的北方大漠，而是延伸到温暖潮湿的江南水乡。但是伐陈并非易事，这意味着要推翻一个已经在南方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政权。这样的行动对于当时的隋朝来说，时机尚不成熟：一方面，隋的北面有一个实力非常强大的少数民族集团——突厥，解决不了突厥的问题，伐陈就始终存在后顾之忧；另一方面，隋初立，经济刚刚起步，人心是否稳定，国力是否足够支持这样一场大规模战争，北方来的士兵们能否适应南方的气候以及水战，这些都是杨坚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杨坚的头脑是清醒的，解决不了突厥的问题，隋朝绝对不可能攻克南陈统一全国，他也不允许手下的将官有任何对南陈动兵的举动。为了最终实现统一全国的目的，杨坚心中早已设定好了两个大方向：第一，先将突厥问题解决，保证后院不会起火；第二，和南陈尽量维持友好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充满了虚假、伪装与不真实，但这是为了防止解决突厥问题时被南陈倒打一耙，致自己陷于两难境地的最好办法。
然而平静的友好之下，是汹涌的波澜——杨坚为讨伐南陈而做的准备工作从未停止。他命元寿在淮水一带监修战船，据《隋书·元寿传》记载，元寿所建的船舰，“以强济见称”，具有非常强的战斗力。而南陈方面，却还没有设置足够的警戒来防备自己与这个来自北方的大国之间可能产生的一切变动。
实际上，突厥对隋的影响远不止能否统一全国这一点。突厥本身力量就非常雄厚，在大隋西北方诸多少数民族中当属于实力最为强劲的一支，在南北朝时不管是南方政权还是北方政权，都没有办法对突厥的统治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加之这些政权彼此之间争斗不断，所以突厥借机崛起得很快，成为新的东亚霸主。此外，隋此时面临的威胁远不止突厥一支。虽然隋此时极力想与南陈维持友好关系，但由于早在北周时就已经与南陈结下仇怨，此时又正值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三方叛乱，隋可谓内忧外患，所以南陈抓住机会，挥军北上，侵占了大片领土。尉迟迥发动叛乱时，曾勾结北齐的余党高宝宁一同反隋，这一支来自北齐余党的力量同样不可忽视。在西北，除突厥之外，还有一支非常重要的少数民族——吐谷浑。吐谷浑早在北周和北齐相争的时候就已经时常骚扰北周了，现在代周而起的隋朝面对着这样一个严峻的局面，它自然也不甘落后，《隋书·吐谷浑传》记载在听说这个消息后，吐谷浑马上挥军东进，进攻弘州、凉州。所以隋此时的处境，我们可以用一个四字成语形容：手忙脚乱。如果我们在地图上划分一下势力范围的话，就会发现隋处在了南陈、突厥、吐谷浑以及北齐余党的包围之中。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有许多史家都对此进行过分析研究，有的看法（比如金宝祥先生的《隋史新探》）认为隋的存在对于周边其他政权来说是一个威胁，隋的崛起打破了它们之间的力量平衡，所以这一次大规模的反隋行动，实际上是有预谋、有策划、有组织的统一行动；而有的看法（比如韩昇老师的《隋文帝传》以及《“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则认为这几方面势力皆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它们固然来势汹汹，但还没有结成团结一致的盟军，这对于隋朝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笔者能力有限，不敢对这些看法妄作评论，只能说各有其道理，不过笔者认为此时这几方的势力更类似于赤壁之战后曹操、刘备、孙权三方势力的关系。曹操赤壁之战战败，失去了最好的统一南方的机会，回到北方休养生息。刘备、孙权名义上是一团和气的“孙刘联军”，但无论是刘备还是孙权，他们有一个化解不开的矛盾——荆州。刘备不愿意放弃荆州，孙权为了不让自己局限于江东一隅之地，则执意要拿下荆州。这样的矛盾常常给孙、刘两家之间带来小规模的摩擦，孙刘之间也常有互相嫁祸的举动。曹操曾发动过几次小规模的南侵，刘备孙权皆想过办法试图把祸水引到对方那边去，比如曹操占据汉中后有南进西川之意，刘备与孙权讲和，答应归还荆州的一部分给孙权，并陈以利害，实际上是要诱导他出兵攻打合淝以解西川之危，不过不管他们怎么内斗，其孙刘联盟的旗号一直未变。换句话说，所谓联盟，只不过是一个口号、一个称谓而已，是一种从形式上承认利益相关、休戚与共的军事或政治共同体。我们反观突厥、吐谷浑、南陈、北齐余党这几方势力，它们从形式上讲，的确可以构成一个盟军的架势，因为它们有统一的目标——隋，而同时，它们之间的利益纷争是永远也少不了的，比如我们可以大胆设想一下，这几方势力里面，实力相对较弱的吐谷浑自然会想方设法在其中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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