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杀岳飞的宋高宗赵构，可能是历代皇帝中最特别的一位，他登上皇位的代价是亲生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和几乎所有亲近之人一夜之间全部沦为强敌的俘虏。其间的辛酸、惨痛、悲情，和侥幸逃脱、再登上大宝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无不令人无法释怀。登上皇位十一年多之后，平心而论，赵构虽然享受到了皇家至高无上的荣华富贵，但所经历的惊涛骇浪也不是常人所能想像的。兵凶战危时时萦绕，挥之不去，往事称得上不堪回首。因此，赵构无数次对臣子们讲过：自己与金国寇虏不共戴天。
十一年苦心经营，朝廷终于有了四十万大军，且在与金国的对抗中开始能够占据上风了。然而，淮西兵变，一个措置不当，顷刻之间数万大军便呼啸而去。敌我情势，立即大变。这使皇帝对于那些领兵将领可能的翻脸无情深感寒心与绝望。假如这一次不是郦琼，而是岳飞萌生了异心，以其能征善战、深得民望，再加上十万大军，恐怕自己能不能逃上海船都成问题。当年，周世宗柴荣在世时，赵匡胤何等忠心耿耿，何等出生入死万死不辞地为皇帝效力！成为拥有压倒优势的大军统帅后，老皇帝刚刚离去，后周天下立即变成了赵家江山。是的，八年前护卫亲军的叛乱，眼前的淮西兵变，在在都在提醒他，当年祖宗杯酒释兵权不是没有道理的。与其用朝廷的兵马钱粮养大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武将，还不如与金国讲和更划算。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只有讲和才能抑制、防止武将拥兵自重，那么就讲和好了。
十一年来，南宋的宰相走马灯般换了近十个。赵构用任命秦桧为相这种方式，向朝野内外宫廷上下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皇帝已经决意与金国讲和。
岳飞心情郁闷。尽管在任何公开场合与形式中，皇帝仍然对他褒奖有加，并且一再驳回他归隐田园的辞职请求。但是，曾经有过的亲切与默契已经荡然无存，换上了周旋与言不由衷的冠冕堂皇。他分明感受到了皇帝的冷淡与不信任。唯一能够令他感到安慰的是，威望素著的前辈大将韩世忠与其他一些将领同样反对议和，一批文臣学士，对议和的抨击慷慨激昂甚至激烈。但是，这一切全都效果甚微。正如在宋朝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那样，满朝君臣文武，总是在和与战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摇摆不定；或和或战，从来没有过一个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国策立场。于是，便屡屡出现我们不断看到的情形：战则失机，和则失策，机会主义的味道很重。结果，经常是在一个错误的时机下，正确的决定也变成了错误。何况，这种决定还常常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不停地摆过来再摆过去；有时，甚至可能因为某一颗流星在皇帝的眼前划过了夜空，也能使以前千辛万苦呕心沥血的一切全部作废。因此，后世的历史学家只能叹息：宋朝不能在战与和上长期保持其政策的一致性，对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超过秦桧的奸计。
当时据说赵构面对群臣的反对相当烦恼，身为宰相的秦桧给他出了个主意：今后如果再有人反对，陛下只要告诉他们：自己之所以蒙受屈辱也要议和，都是为了能够接回父亲宋徽宗的遗体和接回母亲韦太后与哥哥宋钦宗。臣子们在陛下的诚孝面前，必能谅解。果然，皇帝使出这个法宝后，大臣们真的立刻就无话可说了。而且，当时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中，也确实有不少大臣坚定地支持议和，认为这一举动“一举而兼备孝、悌、仁、慈四德。”于是，在皇帝的完全授权之下，和议由秦桧全权主持，进展得相当顺利。
当时中兴四将只剩下三大将，另外一位大将张俊则分道扬镳，放弃了曾经主战的立场，改而完全拥护皇帝与秦相公的和议主张。这一转变意味深长，使他取代岳飞，成为皇帝最为信任的大将。从此，他的命运与韩世忠、岳飞有了很大不同；并最终把自己送进了杭州西湖边上的岳王庙里，成为跪在岳飞像前的四个铁铸奸臣像之一。
事实上，当皇帝想要岳飞死时，岳飞到底是不是想要谋反之类的争论就已经变得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岳飞必须死。诚如秦桧所说，这些罪名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乃上意也”——这是皇帝的意思。因此，面对韩世忠的责问：“莫须有三字，怎么能服天下人心？”据史书记载说，秦桧根本就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他心里很有可能在奇怪：居然有人会问出如此幼稚的问题。事实上，许多死心眼的中国人永远都不会明白：“天下人心”和“千秋名节”，并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重要的。
孙珲知道，假如岳飞是一个心怀不轨、无法节制的军阀，他就断然不会被朝廷如此呼来喝去，并最终自蹈死地。须知，他当时统帅的军队至少占了全国军队的四分之一，而且，是各路大军中战绩最为辉煌的。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岳飞真的是有野心不受节制的话，整个南宋、甚至南宋以后的中国的历史恐怕都要重写。其实，导致岳飞该杀的，正是他所具备的这样一些卓越品质。甚至到了今天，这可能都是一些令许多中国人感到不快与不安的品质。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里，这些品质集中到一位手握重兵、又失去了皇帝信任的将军身上，尤其足以构成此人必须死的理由。《宋史》对于岳飞之死，连写了两遍“呜呼冤哉！呜呼冤哉！”的确如此。
而现在他拥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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