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王，在亲王之下，是次一档的王爵。但那毕竟是王爵！大宋王爵仅亲、郡两级。
而自己出征之时，现下复位后的徽宗赵佶郑重重复过，绝不食言。
现在，这份荣耀对他来说，已经触手可及。
但他知道，没有孙珲，他是不可能成功的。
就象前些天的这场发生在太原城外的大战，五万宋军对阵十万金军，如果不是有孙珲的话，是不可能这样大获全胜的。
这一仗宋军以伤亡近八千人的代价，歼灭金军近十万人，光斩下的金人首级便有四万多颗，被孙珲喷火烧死的人的残缺不全的尸骸有三万多具，可谓前所未有的大胜，震古烁今。
但经此一战，宋军也疲惫不堪，因而没有马上攻城，而是采用了孙珲提出的“震慑攻心”之法，逼迫金军退出太原城。
以孙珲的判断，金军主力遭到歼灭后，太原城残存的六万金军将完全丧失斗志，如果给他们一些希望的话，他们将退出太原城北返，宋军随后跟进，守卫已经占领的宋朝北方地区的金军也势必退去，则燕云十六州可一鼓而下。
孙珲认为，以现在宋朝的实力，一下子灭亡金国是不可能的，最好是借此机会收复燕云十六州后，重新获得对金国的屏障，然后和金国订立和约，待国力充实之后，再徐图发展。
张叔夜赞同孙珲的看法，虽然他并不知道，作为一个穿越者和历史发烧友，孙珲对燕云十六州的战略意义的了解，并不亚于这个时代的人们。
燕云十六州为险要之地，易守难攻。其中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东南方，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是重要的养马地区。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谓蓟北之野，一是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地方，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国手里。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马政是决定一个国家军队强弱的主要条件，没有产马地就像一群战斗机没有发动机制造厂一样，用丝绸绢布换马匹，生死只能掌握在别人手中或被对方消耗碾压，宋朝缺马并不是指江南不能养马而是生产出的马匹战力、耐力不如北方马匹，更重要的是农业区生产的战马只能凑数（其实凑数都凑不上，宋朝初期马匹很多，后期较少只能依靠步兵，导致战略投送能力小、机动性不强，不能消灭对方有生力量，哪怕打赢了敌军逃跑都追不上），不说还与民争食。首先宋朝缺乏可供大量养马的草场，因为战马最好是放养，老是圈着养是不行的。其次，马生长于比较寒冷的北方地区，对于温暖潮湿的气候不适应；再次，耕田养马的成本很高，尤其是养军马，成本更高。养活一匹战马的费用可以养活六个人，而且几匹马里才能出一匹好马，这使养马资源不好的北宋很难承受，不能大规模养马，而在北方草原地区，养马是牧民基本的生存方式之一。虽然是养一二十匹马里才出一匹好马，但养马成本低，劣马可以杀掉吃肉或如汉唐元朝只供养牧地管理人员的粮食即可。这对宋朝来说却是不可想象的。
失去燕云十六州这个北部屏障，直接导致中原地区暴露在北方少数民族的铁蹄下，对宋朝的衰变乃至灭亡有着重大影响。燕云汉人在辽、金王朝统治中国北方的历史上，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对待他们的态度上，辽、宋、金三个王朝都采取了既拉拢又排斥的作法。辽用科举、任官和婚姻来使汉人忠于自己，但是又不信任大多数“非我族类”的燕云汉人，而将其置于社会的底层；宋出于对“胡化”汉人的歧视，指其为“番”、“虏”；金则在重用部分辽汉臣的同时，在政治上将燕云汉人列于女真人、渤海人和契丹人等民族之后，排斥于统治阶层之外。结果辽中后期的燕云汉人不仅在民族认同上日显孤立，且在政治态度上也没有固定的倾向，并非传统中认为的那样“心向中原”，而是以利益为中心，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在辽、宋、金之间往来叛附，政治态度非常灵活。先协助辽抵抗宋，眼见辽大厦将倾就意图附宋自保，继而又出于对宋朝的失望而被迫附金，燕云汉人对三个王朝各自的发展进程、力量的消长、以及中国北方政治格局的形cd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宋朝曾经有一次最接近收复燕云十六州，那就是高粱河战役。此战宋军在战争之初势如破竹。燕云军民望风而降，幽州百姓甚至“以牛酒迎犒王师”，辽国在燕云一带的统治已经基本瓦解。可惜高粱河一战宋军最终还是惨败。这一战对宋辽双方的影响都是极其深刻的。从宋朝一方来说，从此再也不敢进行这种大纵深的军事突破——换言之，赵光义的胆子被吓破了。而对辽国来说，完全建立了对宋军的心理优势，而燕云一带的军民也再不敢对宋军寄以期望。
这种影响在雍熙北伐时的体现尤为明显，对宋朝来说，在战略上只敢采用步步为营、稳扎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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